上海是个特大型城市，有着较丰富的生态资源，野生动物资源是其中有机的组成部分。怎样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与利用，基本做法和特点是什么？目前工作上的重点、难点、热点是什么，有哪些对策？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总工程师谢一民。
笔者：首先想请您谈谈上海在野生动物资源利用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谢一民：上海本身并没有多少野生动物资源，但上海是一个野生动物的加工利用中心和贸易中心，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包括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既有养殖也有加工，既有科研教学、繁殖种源，也有中国传统产业传承。
先说直接利用方面。在20世纪890年代的第一次野生动物资源普查，发现上海野生动物资源利用主要集中在餐饮方面，吃“野味”之风从广东刮到上海，消耗了大量蛇、蛙等野生动物资源当年国家建设需要外汇，上海曾经是野味出口的集散地，资料显示，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出口的野味达到150多吨；加工利用野生动物毛皮是另一种野生动物资源利用，据90年代中期调查，上海畜产进出口公司皮毛总厂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从各地收购的野生动物毛皮达到近4000万张。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上海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直接利用开始转变，一是因为国际上环境保护呼声日益高涨，二是对野生动物资源价值的重新认识，野生动物不仅仅是可供人类直接利用的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环境资源，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一，特别对维护生态系统健康、保护生物多样性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对野生动物资源利用通过立法管理，更趋于规范、科学，直接或消耗式或不可持续的利用方式得到纠正和改变。
直接利用方面，上海还有一些利用野生动物加工的传统产业。。比如说牙雕艺术，南方以广州为代表，其代表作品镂雕牙球，可以把象牙镂空至9、10层，而北方以北京为代表，主要以人物雕刻见长，上海则处于两者之间，形成揉合百家独具特色的海派牙雕。当时上海有多个牙雕企业，拥有一批牙雕艺术大师。“成昆铁路”大型牙雕作品是赠送联合国的国礼。再比如民族乐器，不少弦乐和打击乐乐器是利用野生动物的皮张制作发音膜，如蟒蛇、乌梢蛇和水蛇皮；还有中医药，中药材除少量是矿物材料，大部分是野生或人工种养的动植物，还涉及到濒危物种，比如犀角、麝香、羚羊角、穿山甲和黑熊胆等。利用灵长类动物开展医药实验，上海灵长类实验动物的圈存量达到近2000头。利用野生动物驯化，发展特种动物养殖，如蓝孔雀、鸵鸟、梅花鹿、马鹿、林蛙等。上世纪90年代以奉贤区为代表的上海农村珍稀动物驯养繁殖业，鼎盛期养殖户多达3万多家。
再说间接利用方面。一是自然博物馆、动物园、野生动物园、水族馆和昆虫馆为代表的动物（标本）展览和科普教育；二是利用动物开展娱乐表演，如上海马戏城、上海野生动物园等的动物表演；三是利用野生动物开展国内外文化和科研交流，如上海与各国友好城市的动物交换，与国内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单位的提供种源和交换；开展鸟类环志和参与国际同步水鸟调查。建立濒危物种迁地保护基地；四是利用野生动物栖息地保育与重建，以及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成果，开展生态旅游与体验，如组织市民观鸟比赛和爱鸟周、建立自然保护区市民体验活动区和开展与大自然亲近记录物候变化的自然笔记等，开展青少年生态道德教育和科普教育。
笔者：那么目前上海在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上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谢一民：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既要满足人们对野生动物产品的需求，又要保护好野生动物资源，需要统筹对待，这是野生动物保护部门面临的挑战，问题主要两个方面。
首先在法律层面上。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是一个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法律，保护对象局限珍稀濒危物种，执法管理重点在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监测、野外猎捕、驯养繁殖、经营利用和运输携带等环节，较少关注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和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除了大法的先天不足，各地的地方法规差异大，上海立法保护的野生动物，全国其他省市可能并未列入保护动物名录，这就造成了执法上的很大困难。另外，我国缔结的国际公约和双边协定，国内法律法规没有完全衔接，给国际贸易、迁徙物种的保护管理和执法查案带来阻力。
其次在管理层面上。因为野生动物是种重要自然资源，其利用涉及多方面多行业，保护管理职责分散在各部门，比如中医药利用野生动植物的涉及到卫生、食药监和农业等部门，科研实验动物利用野生动植物的涉及到科委、教育、卫生等部门，传统文化、工艺美术、娱乐观赏利用野生动植物的涉及到经信委、文化、旅游、园林等部门，野生动物栖息地保育和濒危物种迁地保护涉及到土地规划、环境保护、水利、农业等部门。动物保护法提及相关管理部门多达17个。保护管理工作多方参与主体多元是好事，但如果缺乏能够有效统筹的管理机构，管理效率和保护质量可能下降。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野生动物无论直接或间接利用的社会需求都十分旺盛。直接利用主要是物质层面的，是对野外资源直接开发利用，存在资源过度消耗，不利维护生态；间接利用是精神层面的，后者更符合可持续性的原则，也有利于野生动植物野外资源的保育、恢复和增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野生动植物产业正在从单纯利用野外资源向利用人工培养资源转变，如中医药的“家养家种”，农业的特种动物养殖业。
放飞野鸟
笔者：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和利用在国际上一直处于不利地位，请您说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一民：这里面除了有野外动物保护事业起步晚、管理能力相对不足和存在过度利用野外资源的问题，还有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因素。西方人天性喜爱动物，把它们视为朋友、伙伴，甚至家庭成员。国际上把野生动物、军火和毒品的走私放在一个等级水平上管理。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些环保组织对我们的动物保育与利用是持异议的。比如对中医药的偏见把濒危或敏感物种保护与中成药挂钩。20世纪90年代初是虎骨和犀角的问题，以后有活熊取胆、穿山甲、象牙问题。饮食文化问题，比如吃野味，大量进口淡水龟鳖、蛇类用于食用，造成一些国家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引起环保组织反对。
上海是国际贸易重要口岸，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贸易在国内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人员要熟知掌握相关知识并指导有关企业，比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否则，我们在服务企业开展国际贸易会被动吃亏。游戏规则在我们融入前就已经按照西方观念和利益制定了，后来者几乎没有参与权和发言权，因此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当然随着国家地位的提高和国内环境保护能力提高我们正获得更多参与制定规则与发言权，比如前些年我国成为象牙贸易进口伙伴国，获得一次性进口象牙资格，打破了自上世纪90年代初禁止我国象牙贸易的壁垒，保障传统文化重点需求。另外，还要不断改善保护工作创造有利环境，不给带有色眼镜的以口实来描黑你。比如西方老拿象牙说事，被说成是全球象牙走私主要目的国之一，利用国际公约的规则抵制你合法进口资源，这对我们合理利用国外资源保护传承文化传统带来麻烦。再比如中医药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问题，西药其实也是大量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国内的毛皮动物养殖业、黑熊养殖业都被描黑过，处于被动局面。如果从行业管理角度，管理部门是否要总结经验教训，野生动物保护利用上是否存在不科学地方，管理太粗放，特别是动物福利工作未放在位置。
笔者：在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应该如何去管理和扶持产业的发展？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吗？
谢一民：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永续利用在世界范围都是重要课题，各国都在根据自身实际探索保护前提下的科学合理利用。当然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自然禀赋不同，其保护与利用能力是有差异的。比如近年来上海进口的国外奢侈品，其中的皮具产品是利用自野生动物，密河鼍皮具数量占优。据资料密河鼍的野外资源保护很好，种群数量达到百万头。达到了在确保野外资源不减少前提下对野生动物进行充分利用的目标。全球20多种鳄类仅有我国特有的扬子鳄未得到商业性开发利用。前些年，国内继饲养蓝孔雀、非洲鸵鸟热后，又出现各地竟相进口鳄类饲养热，但都未形成产业链，开发出高附加值的成熟产品。因此，可以认为现阶段我们的利用水平总体不高，除了宏观上要在政策、科技、财税等支撑上要加强外，我们的企业和投资人要有雄心壮志，作长远规划而短期行为，通过努力发展培育并投入野生动植物利用的重点产业，比如医药行业急需的珍贵动植物药材，文化行业需要传承的产品，特种动物养殖业的优良种源，开发高附加值的动植物产品或制品形成种养、加工和品牌在内的开发利用产业链。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与文化艺术和创意产业有天然联系德国黑森林孕育古典音乐，野生动物形象是绘画、雕塑、舞蹈、诗歌创作源泉。创意产业可以借鉴迪斯尼，迪斯尼利用动物形象开发出了一系列的产业，成为全球品牌。澳大利亚特有动物考拉，日本北海道的鹤类，在严格保护环境和不直接消耗资源前提下，发展成为旅游特色。因此，我们要反对牺牲环境、无节制、粗放式的野生动物资源利用方式，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少，资源需求量大的实际状况，积极发展培育人工资源，可持续地利用野生动物野外资源可能是唯一选择的道路。
再有，我认为野生动物的保护应该综合施策，综合考虑科学研究、宣传教育、执法管理、扶持产业、栖息地和生态系统维护等等。野生动物的利用应该也是多渠道的，餐饮食用利用野生动物野外资源的一定要控制，我们人体所需蛋白质并不需要从野生动物身上获得，老祖宗没有把这些野生动物作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是有道理的，有些野生动物体内重金属含量很高，摄入过多会影响人体健康。有限的野外资源用在保障传统医药、种源培育、科学研究、传统文化等领域，同时加强间接利用产业培育，如自然博物馆、野生动物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等的建设维护。现在上海在做几件有意义的事情，一是恢复重建本地的濒危物种，比如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河麂是上海地区的土著物种，历史上有分布，后来环境恶化使得河麂这个物种在上海消失了近百年。几年前经过生态学家的调查评估，认为上海有条件重新恢复这一物种，在浦东、松江等地开展了河麂重引入并取得初步成功。不仅种群数量从最初引进的20多头繁殖到了上百头，还尝试了野外放归工作。在崇明东滩开展的扬子鳄重引入也获得初步成果，野外监测数量从原先放归的6条增加到10多条，同时栖息地的恢复得到项目支持。奉贤区庄行的獾类野外种群的重引入和栖息地恢复，也从科学研究阶段转入到实质性的恢复工程建设阶段。
总的来说，上海野生动物野外资源的保护管理只能说局部在好转，整体形势还是比较严峻。因为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是保护其栖息地的环境，它赖以生存的环境与水、土、气等环境因子密切相关，野生动物比人类对环境的反应更敏感，如果环境污染和人类干扰得不到控制，资源恢复和增长将成为无源之水。
笔者：中国的民间组织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担任着什么样的角色呢，现在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谢一民：我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力量总体还不足，这与国情有关系。环保保护或者说生态治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单靠政府一条腿不够，需要民间参与。在国外，允许NGO组织进行融资，企业如果赞助这些机构还可以免税，但中国没有这样的政策口子。国外政府会把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制定好，在税收、政策优惠上为民间组织创造条件，然后放手让社会管理，这是简单、高效的一种管理办法。因此，国外的NGO组织数量非常多，办得也有声有色，很多人都是作为志愿者来参加这些组织的，而且有些志愿者有非常好的职业素养和实际经验。反观国内的民间公益组织，这些年在政府鼓励下，有一定发展，比如，上海建立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野鸟会、绿洲环保协会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上海办公室等环保组织。但资金还是问题。前些年通过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组织得到的支持，现在逐年减少，人家认为中国已经富裕起来，所以援助会减少。而国内资金支持NGO组织又没跟上去。而野生动物保护单纯依靠政府做，效率会比较低。上海林业部门与环保组织的合作已有近20年历史，有许多成功范例。但一般资金投入较少，以宣传教育和科研示范为主。实质性的栖息地改造、物种恢复和保护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也需要较长的时间。以前，上海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恢复的投入少，现在对自然保护区和栖息地恢复有了投入。至今比较成功的就是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修复项目，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在生态修复投入较大的项目。国内同类型自然保护区中，它的管理能力、设施设备和取得成效是比较靠前的。
（作者：本刊编辑部）
（本文供图／刘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