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龙

　　“现代化”，一直以来都是每一代城市管理人孜孜以求、上下求索的理想和渴望。这一理想和渴望始终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时至如今更是倍加强烈。当历史将接力棒传至我们手中的时候，恰似棋至中盘，我们事实上正站在一个关键转折点上——城市管理从管制走向治理，实现城市管理现代化。

　　这里所讲的转折，是在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以贯之地坚持城市管理现代化方向的同时，对城市管理迈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作出根本性的调整。这样的调整的冲动或者期待，既是对当前面临的困境的准确把握、主动回应，更是对未来趋势、发展走向的自觉追随、高度契合。一方面，我们现在越来越真切且强烈地感觉到：面对当下呈变化快速、形式多样、个性强烈的利益诉求，由政府掌舵的单中心、单向度以管制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管理模式的障碍和危机愈加暴露，其管控力愈发力不从心——既无法促成绩效最优化、以最低成本达到最佳效果，更与不断爆发的“期望值革命”渐行渐远；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尤其在市场和社会与政府的力量对比已出现重大变化并将持续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政府继续垄断城市管理公共事务已不具备足够的正当性，让市场和社会分享管理权已成必然。概括起来看，推动城市管理实现关键转折，不仅极其必要也十分紧迫，转变势在必行、势在立行（以不变应万变那是懒政）。

　　关键是怎样转变？各种经验告诉我们，决不能再仅仅停留在现有体制和框架中寻找新平衡（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换汤不换药的对传统体制机制的小修小补，纵使看起来仍能一定程度上见效，但其实蕴含着巨大的来自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多样成本，包括有限资源的闲置、虚耗和低效运转，乃至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破坏。而且更坏的是，只是将现有矛盾的延后、累积，并贻误有利时机，将给今后造成更大的被动），必须寻求对现有体制格局的超越。我们坚定认为，治理所建构的“政社共治、官民协同”的崭新模式，就为有效破解当前困境、深度契合未来情势提供了极其合适的实现路径。在该模式下，市场和社会与政府一道成为城市管理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从被动承受到主动参与），并主要以对话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创建愿景等方式，经互相尊重、信任、依赖的博弈，来共同承担责任、联合解决问题，使不同的或冲突的利益得以调和。可以乐观预期，随着这个治理模式的孕育、成型和成熟，城市管理领域存在的低效、冲突、混乱等种种乱象将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克服乃至避免，达到成本与绩效的最优化。当然，我们也要十分警醒，转折既能带来突破，但又很难像如履平地那样一帆风顺，也无法似“大爆炸”一般一蹴而就，往往可能引发无序、纷争，出现模糊空间、灰色地带，包括决策过程看似变得相对缓慢艰难，必须优化顶层设计、讲究策略选择、加强调试磨合，防止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转型陷阱”。

　　不言自明，城市管理从管制走向治理，一言以蔽之，就是将政府掌舵的单中心、单向度的管理体制重构为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网络，旨在全面激活市场、社会的力量、活力和能动性，形成与政府的良性互动、紧密协作，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那么，如何争取这一转折的加快实现？毫无疑问，当前的关键在政府。尽管政府在实施管理上存在较大局限性和能力上的不足，但在推动转折的过程中仍起着主要的作用，仍掌握着主动权，因为权力现在还在政府手中。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自我限权”，并向市场、社会放权和分权，期间还要以“老大哥”的情怀和包容的心态助推市场和社会的健康成长、早日成熟——提高其公民意识、自主精神、法治观念以及实际能力，同时放下身段学会与市场和社会开展伙伴式的合作共治（政府的思想观念、组织结构、行为方式、措施办法等都要随之作出相应的改变），包括对治理可能出现的失效失败进行补救和托底。惟有首先重塑政府、率先实现“善政”，进而才能形成与市场、社会的“正和博弈关系”，最终达成“善治”的重大转变，也就是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显而易见，从居高临下的朝南坐的“家长”到平等平行的并排坐的“兄长”的巨变，无异于让政府“割肉”、“断腕”（但这并不是要弱化政府，而是让政府集中精力做好自己擅长做的事情，打造有效政府），对政府无疑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极大触动了政府的利益，将遇到强大的阻力和对抗。但是，我们必须克服路径依赖，甘愿放权于民，寻求创新手段，真正跨过这道坎，决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让我们以知促行、知行合一，踏着历史进程的节拍，勇敢对自己打响第一枪，并尽快学会共舞的艺术，推动城市管理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提高现代化水平。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本文供图／郑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