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植物盲”现象和植物科普教育
发布时间: 2022年01月18日       来源:绿色上海       【字体:

文/王西敏


如果你问一个人是不是“植物盲”,大概率可能得到的回复是“我是,因为我不认识植物”。然而,今天我们这里要谈的“植物盲”,并不是认识或者不认识植物这一技能的问题,而是更多的涉及到对待植物的情感和态度的问题。

“植物盲”的英文是plant blindness,是美国的植物学家Wandersee和 Schussler于1999年提出来的。作者特别强调,“植物盲”的重点并不在于是否认识植物,而在于以下4个方面:(1)对身边的植物视而不见;(2)没有认识到植物在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3)不能够欣赏植物的美学和生物学特征;(4)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植物不如动物,不值得人类关注。

 这一概念提出后,很快就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这说明“植物盲”并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的共性。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共性呢?研究者们陆续给出了一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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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辰山植物园开设的“小植物学家”训练营系列课程,培养了一批植物爱好者


比如说,人类对植物的忽视,很可能与大脑未能充分储存有关植物的视觉信息有关。人类的眼睛每秒产生的可处理信息超过1000万比特(大约1.19M),但是人类大脑真正提取的信息却只有大约40比特(5字节),而经过完整处理并传输到意识中的信息大约只有16比特(2字节)。也就是说,人眼睛看到的东西虽然多,但是能“注意”到的却很有限。大脑会优先处理那些可移动的、颜色醒目的、已知的以及熟悉的物体,或者任何会对人类造成潜在威胁的事物。此外,有研究指出,“植物盲”起源于人类进化过程中需要一直紧盯动物并对其做出反应,因为作为掠食者或猎物的动物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而逃避或捕获它们需要人类做出快速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动物总是比植物要吸引人的原因,这一点全世界皆然。

还有一种解释为“动物中心主义”,指的是生物学教学中过于关注动物的倾向。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欧美中小学科学教材中动植物的比例,结果发现动物的内容明显多于植物。有研究发现美国高中生物教材中动物学内容比例为42%,而植物仅有14%。土耳其和南非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有意思的是,我们通过对中国小学科学教材的研究,却发现动植物的比例差别不大,甚至中国的语文教材也有相当多的植物内容。比如“人教版”小学二年级上册,还专门有一篇《十二月花名歌》,讲述了12个月相对应的12种常见花卉。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在教授的过程中,往往流于课堂上的记忆和背诵,没有和实际生活经验结合,因此没有取得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植物的效果。

如果人类不关注植物是某种形式上的先天缺陷,那么“植物盲”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了吗?倒也没有这么悲观。有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者发现,全球范围内的少数民族对植物的了解和认知,往往要丰富得多。在澳洲土著人、北美印第安人、中国少数民族聚集地等很多地方都存在着人类和植物的密切联系,比如在澳大利亚,一个土著社区所有女性,一生中都会选择一种露兜树作为“舅公树”和一种叫“白骨壤”的红树作为“丈夫树”,它们是严禁砍伐的。在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等少数民族广泛利用铁刀木作为薪柴,把“五树六花”作为寺庙的栽培植物,还往往在村寨周围保留一块神山,被称为“龙山林”,从而保护了周边的热带雨林。这都说明“植物盲”并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关键是如何让人和植物之间建立情感上和认知上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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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之前可以在上海辰山植物园做的30件事》,鼓励更多的孩子接触大自然


那么,在这个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离传统的农耕生活越来越远,城市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趋势的大背景下,怎么才能有效地缓解“植物盲”现象呢?植物的科普教育可能也要与时俱进的转变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首先,传统的植物科普教育往往立足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等植物学角度,注重传播植物相关的科学知识,较少涉及植物在人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一面,缺乏在情感层面建立人和植物的联结。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丰富的植物内容,仅《诗经》里就有138种以上的植物。此外,植物在宗教文化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以佛教为例,在全国191所寺庙中,保存的树种多达1059种,其中包含了大量乡土树种和受威胁物种,显示了佛教寺庙对物种的庇护作用和生物多样性保育作用。2016年,中国农耕文明的产物“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更是我们把植物科普和传统文化结合的契机。我们要有意识地打破专业之间的隔膜,进行跨界的科学传播,创新植物科普工作思路。

其次,借助新技术方便公众了解植物。当前公众,特别是儿童对手机的依赖一直是社会讨论的焦点。然而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新技术也给科普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植物盲”一个重要障碍是人们不知道植物的名称,而名称是打开人们与植物之间关联的核心因素。消除植物名称这个障碍后,人们就可以很轻松地借助互联网络上的海量信息自主探索,让学习植物从学校课堂走进生活,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探究。以“形色”“花伴侣”为代表的植物识别软件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公众了解植物的门槛,成功地让大量教育和工作背景与植物没有关系的人成为植物爱好者。研究移动设备和其他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非正式情境学习中的应用,让公众的学习方式从传统、被动的说教过渡到交互,同时也为公众提供有效的自我导向学习,有助于加强科学知识获取和学习的投入度。

第三,大力推动博物学和自然教育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植物进行直接的接触是从本质上缓解“植物盲”的方式。大量研究显示,类似户外自由玩耍、触摸植物、种植蔬菜、做好自然笔记或者制作树叶画等活动,在培养孩子对植物的正向态度和行为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为孩子们创造机会多走到户外和大自然接触。此外,培养孩子对大自然的兴趣最有效的手段,是他们在成长的关键时段,有一名喜爱大自然的成人陪伴在身边。成人榜样的力量对个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我们焦虑儿童的自然缺失症,还不如从自身做起,成为一名自然爱好者更重要。

“宝宝坐王莲”成为众多孩子美好的童年记忆.jpg

■“宝宝坐王莲”成为众多孩子美好的童年记忆

挂在苏州河外白渡桥绿地的小小植物铭牌,会成为公众了解植物的窗口.jpg

■挂在苏州河外白渡桥边上绿地的小小植物铭牌,成为公众了解植物的窗口


植物对地球上的生命来说至关重要,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基础。植物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食物、能源和药品,还在防风固沙、减少水土流失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更是丰富了人类对美的追求。当前,全球有超过1/5的植物物种正面临灭绝危险,植物多样性正面临极大挑战。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消除“植物盲”,让更多的人关注和重视植物,把对植物的关爱付诸行动。


(作者: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宣传部部长)

(本文由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