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荣卫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摆到同等重要的位置。野生动植物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重要基础，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生态安全、兼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传承人类文明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对于切实履行CITES公约、保障野生动植物合法国际贸易、展示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进生态文明进程等方面均发挥着积极作用。当前，我国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工作面临的主要形势如下：

      从全球视角看，国际社会对野生动植物保护关注空前，逐步成为现阶段国际交流重点敏感议题。一是野生动植物贸易与物种安全密切关联，严格管制成为主流趋势。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经贸活动以及人员往来日益频繁，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贸易量居高不下，相关统计显示全球野生动植物贸易年交易额高达300亿美元以上，且利用范围十分广泛，涵盖了展示、教育、科研、执法、一般性商业利用等。国际上较为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增加管制物种范围、强化管制措施，避免因贸易扩大、利用强度增加以及走私活动加剧等危及物种安全。二是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日益突出，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遏制。非法猎杀、采挖以及走私野生动植物问题一直存在，近年来针对大象、犀牛等旗舰物种的偷猎和走私仍屡禁不止，濒危红木非法砍伐和走私运输问题不断增加，导致野生动植物种群下降，局部区域生态环境恶化，并且和贫困、贩毒、洗钱以及地区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热点问题。野生动植物商品走私已经成为仅次于毒品、军火的走私活动，国际社会已经将野生动植物犯罪视为“严重犯罪”，联合国大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亚领导人峰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重大国际活动都将此问题列为重要议题。国际上还针对大象、犀牛、虎豹以及濒危红木等召开专门会议，先后发表了多个决议、声明和宣传，一致将严厉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和森林犯罪纳入国际合作重要领域，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和行动。三是多种力量不同主张并存，国际争议日趋激烈。虽然在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现已达成许多宣言、声明等国际共识，但仍然有许多国家、国际组织根据自身情况提出各种主张和观点：有单纯强调保护主张禁止各种利用和贸易的，有主张保护优先兼顾合理利用的，有把保护不力的责任归咎于市场需求或对贸易监管不力的。受限于我国对野生动植物的传统利用和新兴消费群体激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双重挤压”日益增加，不容乐观：一方面发达国家指责我国的市场需求是产生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和非法贸易的直接诱因；另一方面一些原产国和中转国纷纷将保护与监管不力的责任转嫁给我国。

■2022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海报

      从国内情况分析，尽管总体保护趋势向好，但形势也是错综复杂。一是保护成果显著，但自身管理仍面临许多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在完善法律法规、划建自然保护区、拯救濒危物种、强化执法监管、开展保护宣传、扩展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大熊猫、朱鹮、虎豹等许多濒危物种数量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但同时，全国仍有许多野生动植物处于濒危状态，特别是部分新进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如兰花等）仍在不断下降，滥捕、滥猎、滥食野生动物和走私、贩运、非法经营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案件时有发生，不少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还面临着蚕食、污染、破碎化等严重威胁，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日益尖锐，此外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呈多发态势。二是贸易节奏加快，对优化进出口管理服务提出更高要求。我国经济社会的诸多领域如活体观赏、科教文化、医药研发、日用商品等，都涉及到对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合理利用及贸易，特别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落实“三互”、推进大通关建设改革方案，进一步深化自贸区建设等背景下，要求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不仅要把好关、严防非法贸易活动，还要为相关的合法贸易提供更为简便快捷的服务，迫切需要优化管理机制和措施，统筹兼顾，协调处理好保护与合法进出口活动的关系，最大化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三是需求持续攀升，国际压力和挑战增大。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居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已成为集出口、进口和再出口于一身的野生动植物贸易大国。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既给我国保护工作带来了压力，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走私活动的发生。同时，国际社会期望我国在全球野生动植物保护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义务，甚至于有部分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借我国保护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非法贸易现象，恶意抹黑我国的保护形象，干扰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打压我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产业，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强烈反对我国利用濒危野生动物的舆论风潮。

     （作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驻上海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