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利琼

环保社会组织的概况

在上海，大约有150多家环保组织。其中，和垃圾主题相关的有12—15家。在全国，有上百家关注垃圾主题的环保组织。

在中国城市化经过30多年发展后，垃圾问题成为城市乡村的顽疾。2008年以后，国内一些城市出现了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以及关注垃圾填埋场污染的人群。有一些组织，因为创始人自身曾是垃圾问题的受影响者，曾经抱怨、消极等待，发现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转而成立志愿者小组，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推动垃圾减量和分类，期望通过减少产生垃圾和分类垃圾，解决垃圾问题。还有一种类型的组织，则是因为他们的初始成员，本身对环境问题比较敏感，较有公民意识，愿意从事社会服务，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缓解社会问题。爱芬就是这样的组织。

洛善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有声有色

环保社会组织一般有两大 “特点”或曰“优势”：一个是“组织社区”，就是能够迅速发挥联系、团结、教育、倡导公众参与环保，参与垃圾分类的作用，且比较容易被公众接受和认同；另一个是“专业指导”，长期专注于某一个领域，能够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和工作方法，指导公众或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环保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

垃圾问题呈现几种状态：一是垃圾危机现象，也就是当垃圾围城时，政府是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时间出现的主体，要非常快地去解决这些紧急的问题。二是常态化的垃圾管理，比如垃圾清运、垃圾处理。当下我们在推广的垃圾分类，谁是责任人？是政府吗？不一定。按照垃圾“谁产生谁负责”的惯例，我们居住在城市里的每个人、每个单位都应该是垃圾问题的第一责任人，是行动者；政府更多的责任则是政策和规则的制定者、硬件系统的建造者，是推动针对市民的垃圾分类教育，寻找或培育更多的社会组织从事垃圾分类工作。

目前在上海，市级政府制定目标和指标，然后分解到区级政府；区级政府会把任务分解到街道，街道再分解到社区。于是，问题出现了。

在市—区—街道—社区的条线上，信息传递会大量流失，而且从当前现状来看，街道层面专业力量、行政力量都无法胜任垃圾分类从宣传、教育、社会动员、收运和监督的复杂链条运作。

社区常见的对垃圾分类的反映是：事情太多，没精力或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感叹太难了，做不了，等等。

于是，在市、区级政府的目标指标和社区之间，出现了一个空当。

爱芬环保项目总监郝利琼在辅导垃圾分类

在社会学界，有一个“中层组织”理论，在“上层”和“基层”之间，有一个中层组织作为上下桥梁。中层组织指的是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组织、专家学者、媒体等力量。在垃圾分类的问题上，中层组织可以起到专业指导、社会动员、社区推动、宣传教育等作用，和政府部门、企业等一起创建一个“以垃圾分类减量为导向的多元治理社会模型”。像爱芬这样的组织，就是介于政府—社区之间的“中层组织”，是在垃圾分类过程中联结政府、社区、企业、各种社会力量的桥梁和中介。

我们摸索出“垃圾分类社区工作方法”

我们是如何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

爱芬从2011年开始在社区推动垃圾分类工作，首先是在“扬波大厦”开始的，到2016年年底，我们已经在229个小区开展分类工作。

针对所有小区面临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垃圾分类”的痛点，我们的工作是服务于社区管理者（居委会、物业、业委会、社区志愿者组织）。多年来，我们摸索出了一套“垃圾分类社区工作方法 ”——三期十步法。我们把繁杂的垃圾分类社区推动工作拆解为10个标准流程，每个流程再对应出各种分解步骤、操作方法。比如关于小区硬件改造，我们有针对不同条件社区的硬件调整方案。宣传动员方面，我们就有30多个宣传动员的方法；关于培训，我们有10多个针对不同群体、不同阶段的培训教案……

复旦大学环境工程系的玛丽·哈德教授，对爱芬工作的社区开展了长期跟踪调研，在国际期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在一项研究中，她的团队针对３个小区的垃圾桶内的垃圾进行组分分析，这３个小区分别是：未开展分类的小区、开展垃圾分类但没有NGO参与的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并且有爱芬这样的NGO参与的小区。他们发现，有NGO参与的小区，其湿垃圾桶中的湿垃圾比率达到93%，而没有NGO参与的小区的比率是69%，两者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基本上是由“是否在社区中开展针对居民的社交互动”而带来的。

确实，爱芬的社区工作方法，积极地推动了居民在各种层面上实现“社交互动”，包括居委会与志愿者、居委会与居民、物业与居民、居民与居民之间的各种互动，从而取得较好的分类效果。

垃圾分类减量是一项非常复杂、前所未有的工作，它需要在上海生活的每一个人的行为改变，是一个典型的“多方参与的社会共治”大项目。我们愿意和政府、和一切关注垃圾问题的力量一起，脚踏实地，砥砺前行，为解决上海垃圾问题而不懈努力。

(作者：爱芬环保项目总监)

（本文由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