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骏

 

史集蘅

 

疫情防控：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

2020年3月9日，这个日子对于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管理所联合党支部书记、区社区绿化管理所副所长史集蘅来说，是一个幸福的时刻。这一天，他将迎来60周岁的生日，离开工作岗位，过上悠然自得的退休生活。

一切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而改变。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的可能。已经进入春节筹备期，正在考虑退休生活的史集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区里几家开设萌宠乐园的场所。萌宠乐园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商业新业态，它通过模拟自然的场景，让生活其中的草泥马、土拨鼠、小浣熊、树懒、柯尔鸭等小动物，与顾客产生亲密接触，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已经从事了11年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史集蘅，敏锐地感到萌宠乐园在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风险。1月21日，他向区市场监督局建议：要求全区萌宠乐园马上停止营业。事实证明，史集蘅的这个建议极为专业和关键。1月22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正式发文，要求为避免人与野生动物的近距离接触，全市范围内立即停止一切涉及野生动物活体的收购、出售、交换、运输、猎捕、繁育、临时性展演（含室内野生动物展示展演）等经营性活动和行政许可审批，其中就包括萌宠乐园。这样，普陀区早于全市一天，关闭了区内所有的萌宠乐园。2月1日，上海市政府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市绿化市容局副局长唐家富在会上宣布，已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关停全市41家室内萌宠乐园。

史集蘅的敏锐，得益于他多年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实践。在普陀区社区绿化管理所，他负责分管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心城区的野生动物保护，主要集中在野生动物的流通领域。2009年，史集蘅接手这项工作时，普陀区有上海最大的铜川路水产市场，有曹家渡花鸟市场、曹安花鸟市场和岚灵花鸟市场，野生动物流通生意十分兴旺。上海是候鸟迁徙的主要途经点。当时，为了观察禽流感需要，分别在曹家渡花鸟市场和曹安花鸟市场设有疫源疫病监测点。2017年12月26日，曹家渡花鸟市场正式关闭。史集蘅想把这个观察点搬迁到岚灵花鸟市场，但是没有获得批准。2018年3月2日，开办26年的曹安花鸟市场也正式关门，普陀区最后一个疫源疫病监测点就此结束使命。史集蘅再次向上级单位提出把疫源疫病监测点搬迁到岚灵花鸟市场的想法，得到了领导的支持。

潘生良是岚灵花鸟市场的经理，也是市场疫源疫病监测点的负责人。2018年，史集蘅找到潘生良，提出希望在岚灵花鸟市场设立疫源疫病监测点。开始，潘生良是拒绝的，因为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工作，也嫌麻烦。说到岚灵花鸟市场，许多人感到陌生，但说起它的前身江阴路花鸟市场，却是大名鼎鼎。2003年从凤阳路搬迁过来后，一直生意兴隆，3万多平方米的场地，有经营户400多户，其中经营活体鸟类的有10多家。

史集蘅说，不设疫源疫病监测点也可以，但岚灵花鸟市场将来不能出售鸟类：“真的在市场发生禽流感，你承担不起责任，我承担不起责任，就是所在地的长征镇政府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在长征镇政府的支持下，潘生良决定服软：“这个光头太认真，我们愿意建疫源疫病监测点。”后来，潘生良组织专人去培训，从建立疫源疫病监测点那天起，坚持每天一报。根据国家规定，只有在每年的4月，8月20日至9月30日，11月至次年的2月需要每天一报，其余时间只要每周一报即可。史集蘅理了个大光头，非常醒目，经常到市场晃悠。潘生良喜欢叫他“光头”，这个称呼可谓爱恨交加。他被史集蘅的认真所折服，索性坚持每天一报，怕管疫源疫病监测点的人忘记。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市绿化市容局要求按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应急处置办法，严格执行日报告制度和零报告制度。作为全市56个疫源疫病监测点之一的岚灵花鸟市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执行疫源疫病日报告制度，及时关闭区内野生动物活体经营性场所，检查相关疫情防控工作，我还作为党员志愿者，深入真如、桃浦等社区，为小区疫情防控看家护院。”史集蘅记得，有一次，他从上午9点一直到晚上9点，整整12个小时，守卫在小区门口。原来计划的热热闹闹的春节，连绵不断的公休，全部变成了加班和上班。

3月9日，史集蘅退休的日子正式到来。这个从春节开始一天也没有休息过的人，悄悄退出了“上海野生动植物及湿地保护群”。这是一个全市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群。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让史集蘅感到欣慰的是，在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战，参与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这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的荣耀，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光时刻。

 

史集蘅在海棠公园向市民宣传如何保护野生动物

 

被动转型：从绿化到野保的跨界

2008年，市绿化市容局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将市林业局整体纳入，这样，原来的市林业局功能和职责，将由市绿化市容局来承担。

两个机构的合并，带来了管理体制上的重大变革。上海的野生动物主要集中在郊区，其保护工作主要由市林业局来承担。2009年，已经在普陀区社区绿化管理所担任副所长的史集蘅，被区局领导安排到市局开会，会议要求在中心城区开展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会议结束后，史集蘅向区局莫国富局长汇报了情况。莫国富一锤定音：“这个工作就由你来负责！”这样，史集蘅被时代的命运推上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岗位。

史集蘅的父亲是1949年的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后来出任上海航天设备总厂副总工程师，这是一家以生产航天设备著名的军工企业。父亲希望史集蘅子承父业，在读书上有一番出息。1978年，史集蘅中学毕业参加高考，可惜竞争激烈名落孙山。后来，他考取了上海第十钢铁厂技校，毕业后成为一名钢铁厂工人。

对于史集蘅的选择，父亲说：“既然你做一名工人，就要做全厂技术最好的工人。”这是父亲对史集蘅的惟一要求。在父亲的激励下，技校毕业后，史集蘅又攻读了压力加工专业的大专文凭，进入了上钢十厂的技术科工作。

春江水暖鸭先知。1993年，上海航空公司从上海纺织系统招收了18名“空嫂”乘务员。许多人从中看到了航空业的高速发展带来的人才紧缺，史集蘅却从中看到了危机的来临。他清醒地认识到，纺织厂的今天，就是钢铁厂的明天。个人无法抗衡时代的潮流，只有顺应时代的改变，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他选择法律专业，开始攻读第二大专文凭，为离开钢铁厂做最好的努力。

1997年，普陀区园林管理所执法中队招聘队员，史集蘅凭借自己法律专业的优势，成功转型，成为一名绿化系统的职工，开始了新的人生。

普陀区绿化市容局副调研员沈瑞毅和史集蘅共事20多年，对史集蘅非常了解。他说，史集蘅从执法队员做起，后来成为执法中队的副队长，后来又转型去搞绿化工作，最后成为一名野生动物保护的专家，“他很用功，人也非常聪明，喜欢琢磨，干一行专一行，总是给人惊喜。”

如果说从钢铁厂到园林管理所是一次主动转型，那么，从绿化管理到动物保护则是一次被动转型。2009年，上海中心城区绿化系统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专业人才寥寥无几，但史集蘅感到，这是国家环保政策的重大变化。既然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那就要好好干，像父亲所说的那样，成为最好的那一个。

中心城区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涉及疫源疫病监测、流通领域执法、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等方方面面，工作量大，专业性强。那一年，史集蘅已经49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有一次，我们接到举报，称古浪路上的复地阳光城有居民家养了一只孔雀，希望我们上门执法，予以取缔。”根据举报线索，史集蘅带领执法人员上门，业主说我养的是蓝孔雀，不是国家的保护动物绿孔雀。按照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非野生保护动物，不归你们管辖。

史集蘅吃不准这只孔雀到底是绿孔雀还是蓝孔雀，他拍好照片，回到单位后马上上网核对，又向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的专家请教，弄明白这确实是外来物种蓝孔雀，最后把案件移交给城管执法。

“我对野生动物的知识就是一张白纸。除了参加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的培训，就是看书、看央视的《动物世界》和探索频道栏目。”

市绿化市容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的袁晓曾经和史集蘅一起到过湖南考察调研野生动物的收容保护工作，他们去了长沙、岳阳和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他对史集蘅的印象非常深刻：“很好学，经常会提出一些有深度的问题。看得出，在考察调研中，他是在思考的。”

市绿化市容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的刘晓萍说，她从2011年就开始接触史集蘅：“他工作真的很难，虽然是一个区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负责人，但手下只有一个兼职的助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亲自干。”史集蘅干了11年的中心城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他最大的愿望是手下有一个专职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人员，但是到他退休，这个编制问题也没有解决，这就是现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作为基本方略，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总体要求。从绿化到野保，史集蘅实现了跨界发展，成为上海中心城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拓荒者。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治理过程中迈出的艰难步履，这是中国环境保护发展的真实写照。

 

史集蘅在检查农家菜饭店内是否有违法经营蛇或蛇类制品情况存在

 

城市野保：披荆斩棘闯出一条路

熟谙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刘晓萍介绍，2000年以后，国外一些NGO组织开始进入上海，暗访上海象牙制品的交易情况。当时，上海的友谊商店等国有商业网点，在国家林业局的许可下仍有象牙制品出售。一些花鸟市场的经营者也在偷偷非法出售象牙制品。大象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非法贩卖象牙涉嫌触犯刑法第341条，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史集蘅负责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后，面对的就是一场针对非法出售象牙制品的斗争。在普陀区范围内，不仅有持有国家林业局许可证的友谊商店等合法出售象牙制品的企业，也有曹家渡花鸟市场、曹安花鸟市场和岚灵花鸟市场里一些非法出售象牙制品的店铺。史集蘅就一家市场一家市场跑，发现虽然在明面上没有出售象牙制品，但实际上大概有三四十家商铺暗中进行非法的象牙制品交易。在象牙制品中，远古的猛犸象牙制品不属于保护名录，可以销售，还有一些仿象牙制品，也很难辨别。有一次，史集蘅查获了一起非法出售象牙制品的案件，当事人却说自己卖的是假象牙，出于谨慎，史集蘅把查获的象牙制品送到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经过专家的鉴定，这确实是一个假象牙制品，表面覆盖了一层极薄的真象牙，后面全都是其他材料。

这件事情对史集蘅的刺激很大，他决心弄懂象牙制品的门道，比如看截面纹路，夹角大于120度的，肯定是现代象牙制品，夹角小于90度，则是猛犸象牙制品。久而久之，史集蘅成为行业里鉴定象牙制品的高手。普陀区社区绿化管理所的员工李庆曾经是史集蘅的助手，他回忆说，2017年11月，在岚灵花鸟市场门口，我们发现一个摆地摊的商贩在出售平安扣，被查获后称是塑料制品，史集蘅当场从平安扣的截面纹路上判断，这是真正的象牙制品。经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鉴定，确认为现代象牙制品。商贩和平安扣均被移送公安机关。

“师傅喜欢随身带一个高倍的放大镜，这是他观察象牙制品的工具。”李庆称史集蘅为师傅。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史集蘅并没有和李庆举办过拜师仪式，但他带过的三个员工，包括陈旭东和郭如毅，都把他视为师傅。

2018年，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协议，出台象牙禁售令，全面停止象牙商业性加工和销售。这样，包括友谊商店在内的获得国家林业局许可的商业网点也不能出售象牙制品，史集蘅与非法出售象牙制品斗争的历史终于告一段落。

铜川路水产市场曾经是中心城区最大的水产市场，里面不仅出售各种海鲜水产，也出售穿山甲、刺猬、王锦蛇、蛙类等多种野生保护动物。史集蘅把目光聚焦铜川路水产市场，几番暗访后，联手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区公安、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打击非法出售野生保护动物的行为。

“开始的时候，我们搞突然袭击，执法人员进场，把已经锁定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搬上车，来一个人赃俱获。”让史集蘅没有想到的是，他搬上车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居然被商贩又搬下车来，连自己的衬衫也被撕了个稀巴烂。“有些商贩是市场的经营大户。我们的突然袭击，让有些人很不高兴，也不配合。”出售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史集蘅找到了市场的主管方长征镇政府，宣传了有关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得到了对方的理解，双方形成协作机制。这样，史集蘅的执法工作开始变得顺利起来，原来是自己发现问题，组织多方共同执法，后来变成市场主动汇报，协助执法工作展开。交朋友、讲道理，宣传法律，成为史集蘅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不二法门。

曾担任普陀区绿化市容局副局长的沈瑞毅分管过史集蘅的工作。他说，史集蘅人头熟、朋友多、办法多：“你把事情交给他，他总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而你从来不需要去关心他的过程。”

2018年初的一天，史集蘅联合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闯入新会路上一家名叫深夜蛇堂的餐厅，直扑厨房。一位厨师正在划杀一条活蛇，被抓个现行。他打开冰箱，里面还有几十条蛇。史集蘅关注这家餐厅的违法经营，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他是从大众点评上偶然发现这家餐厅在出售蛇类菜肴的，马上就进行暗访。“他们的蛇是有合法的养殖证明的，但上海的餐厅要出售蛇类食品，还必须获得经营许可证，但这家餐厅并没有相关的许可证明。”史集蘅上门劝说，要求他们停止经营蛇类制品，但对方置若罔闻。在劝说无效后，史集蘅又找到大众点评网，希望他们撤下深夜蛇堂有关蛇类菜肴的宣传广告，也是无功而返。

参与联合执法行动的市绿化市容局执法稽查处的马波说，像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比较普遍。开始，史集蘅向我们反映，我们也难以把握，后来，市民直接反映到我们这里，这才有了联合执法行动。深夜蛇堂的蛇类有合法来源，但却没有上海的经营许可证，这类案件在办理时要慎重，也反映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展的艰难。

在多年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史集蘅还多次接到市民报告，到现场救护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他救护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有长达数米的黄金蟒、大型蜥蜴、金刚鹦鹉、貉等动物。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史集蘅的职业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成为每一个人的共识。可以预见，疫情过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将迎来一个黄金时代，人类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己。如果说，2009年，史集蘅的命运因为野生动物保护而改变，而未来的日子里，每一个人的命运，同样会因为野生动物保护而发生改变。

这是时代的潮流，不可阻挡。

 

（作者：本刊特约撰稿）

（本文供图/史集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