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焘

 

公园是人们亲近和融入大自然的乐园，也是人们幸福安康生活的象征。今天的人们可以悠闲自在地漫步在上海各大公园里观景、赏花、健身、游乐，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百年前，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中国人民曾经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于1842年被迫与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随之签订的《上海土地章程》成为划定英租界的肇始。1844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并与上海道台议定将上海虹口一带作为美侨的居留地，是为美国租界的开端。同年，清政府又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1849年4月6日，在上海开辟了法租界。1863年，英美两个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

1897年，在英租界出现了上海工部局即殖民主义者的行政管理机构，内设公园及空地部，法租界设公园种植处。他们以各种名义建造了几处公园，如公共花园（今黄浦公园）、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虹口游乐园（今鲁迅公园）、顾家宅公园（今复兴公园），此外，还有几处建在外国人居住区的小游园。他们建园的目的是专供外国人享受，公园不论大小，一律规定专为外国人所设，不准中国人入内。同时，他们还制定了许多苛刻的有辱国人的条款。

查阅公共租界的档案，到1925年，租界里的外国侨民只有29947人，而中国居民则有814279人。租界当局征得的税收由2.5万元增加到1200万元，可见租界的财富是中国人创造的。公园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建造起来的，却成为了专供外国人享用的乐园。

复兴公园内法式花坛的新旧对比

 

1868年8月8日，上海第一座公园——公共花园（今黄浦公园）建成开放。一开园就规定“中国人不准入内”，以及“脚踏车与犬不得入内”“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甚至挂出“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租界当局的倒行逆施一开始就遭到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多年来反抗声不断，社会各界人士用笔表达了民众的愤慨。1876年6月21日，上海《申报》发表了“请弛园禁”的文章。1889年3月11日，上海道台龚照瑗在上海民众的反抗声中致函英国总领事，他在信中说：“公园在中国的土地上建造，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国人，中国人却不能入内，这是对每个中国人的侮辱，要对中国人开放。”同年，又有多位华商写信给上海道台，要求和外国人交涉，对中国人开放公园。1891年4月6日，虹口医院医师颜永京等9人联名致函工部局总办，抗议中国人被禁止进入公园。

面对中国民众接连不断的抗议斗争，租界当局屡屡采取对策，施行“缓兵之计”，他们曾采取对华人签发“华人游园证”的办法，允许少数“高等华人”凭证入园。由于签发手续繁琐，而且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全年只签发了183张，不久也就“自生自灭”了。另外还曾规定外国人娶中国妇女为妻，其妻可以享受游玩公园的权利。

租界当局为了缓和与中国公众的尖锐矛盾，于1889年与上海地方政府交涉，在四川北路桥堍吴淞江（苏州河）南岸让出一块官地，建了一座“华人公园”，这是当时租界内惟一一座中国人可以入内的公园。这座公园只有6.2亩，不但面积小，而且设备简陋。“华人公园”开放时，还请上海道台聂缉椝前去主持了开园仪式，并题写了“寰海联欢”四个大字，挂在门楣上。现在这片园地随着苏州河沿岸的改造已经改变了面貌。

中山公园大理石亭的今与昔

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1914年建成开放。租界当局所宣布的游园规则同样是只对外国人开放，不准华人入内，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抗。1915年6月7日，在兆丰公园曾发生过这样的抗议行动：这天早晨，与兆丰公园相隔一条马路的圣约翰大学的一位外籍教授翻过围墙进入公园，从里面把园门打开，让五十多位中国学生进入公园，以表示对租界当局的抗议。当公园的警卫前来阻止时，教授说：“公园是属于公众的，我们学生就是公众，当他们喜欢来时，就可以到公园里来。”

解放前的虹口公园

解放后的鲁迅公园面貌一新

虹口游乐场（今鲁迅公园）1909年作为公园开放，1922年改称虹口公园。这座公园当年对中国人的歧视更令人愤慨。1911年12月29日，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信中曾说：“对穿着整齐西装的华人可以入场。”但是过了几天，又于1912年1月4日改口说：“外国委员会作出新的规定，在未征得同意之前，任何中国人不得进入。还规定：所有华人，包括拾球儿童，不准从正门进出，只能走黄渡路边门。”

1914年4月29日，远东运动会在该园举行，为了限制中国运动员进入，专门设立凭票入场，而日本人、菲律宾人、暹罗人则不受此限制。此后，中国运动员为出国参加远东运动会，需要借用场地进行训练，经具函向租界工部局提出要求进行训练，而工部局的复信则是：周一至周五下午2时至4时，凭事先所发的入场券在田径场上训练，但周六和周日不允许中国人进行训练。

法国租界1909年开放的顾家宅（今复兴公园）和公共租界的各个公园一样，“除被外国人雇佣的中国人以外，不准中国人进园”。

中国人民在公园门外徘徊了60年，虽然经过无数次斗争，却始终没能打破门禁。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浪潮中，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北伐战争、武汉收复租界等革命行动震慑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势。上海的公共租界当局向纳税人会议提出了向华人开放公园的议案。1928年4月18日的纳税西人会议上，这个决议通过。经过中国民众60年的不懈斗争，在人民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从1928年6月1日开始，中国人终于可以买票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园了。

随着公共租界对华人门禁的取消，法租界当局的公董局也同样受到震动。法租界的董事会于1928年4月16日决议，成立一个三人特别委员会，研究修改法租界公园章程事宜。修改后的《法国公园规则》于1928年7月1日开始实行，取消了禁止华人入内的规定。

租界里的公园虽然允许中国人进园了，但是公园门票的价格却屡屡提高。据租界工部局1929年5月25日第3856号通告：“从1929年6月1日起，虹口、兆丰、动物园、外滩公园门票增加到2角1张，常年票不变仍为1元1张。”那个年代，2角钱大约可以买20个大饼，对平民百姓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能花1元钱买常年票的大多是外国人或有钱的中国人。

据工部局某月的统计资料显示：兆丰公园花2角钱进园者2945人，凭每张1元常年票进园者9881人。外滩公园花2角钱进园者1500人，凭每张1元常年票进园者13233人。可见公园门票价格又将一般劳动人民拒之门外。

黄浦公园曾饱经沧桑

如今的黄浦公园成为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建国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必须革除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的社会现象，公园终于真正成为了人民的乐园，正如陈毅市长在上海解放一周年时的题词：上海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

解放之初，在经济恢复时期就提出了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园林工作方针，并在新建的两万户公房曹杨新村等处和劳动人民聚集居住的地区“见缝插绿”建设了如曹杨公园、普陀公园、蓬莱公园等公园。这些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怀，此外，国家也对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破烂不堪的公园绿地和部分古典园林进行了整修，并重新开放。

当我国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时，园林绿化也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一起被列入国家发展计划。

改革开放以来，园林绿化迎来了飞跃发展的新阶段。不仅公园数量增加、绿地面积扩大，而且门类齐全、分布均匀。既建起了科技水平先进的动物园、植物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98公里长的环城绿带和沿路、江、海、湖、河等的生态林带，又倡导了立体绿化和屋顶绿化等开创性的绿化工程。上海解放前人均绿地面积只有0.13平方米，且大都分布在沪西高档住宅区一带，现在我们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已经实现了由“一双鞋到一张报纸，到一张床，再到一间房”的转变。

在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已由休闲、休憩进而达到环境建设的高度，被列为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在本市郊区陆续建设了总面积在500平方公里以上的20多处郊野公园，在建成区半径每500米能见到一片绿地，沿海、沿江、沿河结合环境整治，建设各类生态绿地。各行各业在生产建设中同时进行绿化建设和养护，形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社会公共事业。总之，大家齐心协力，朝着把上海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方向迈进。

 

（作者：原上海市园林管理局副局长）

（本文供图/冯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