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放

王放研究员在“一席”讲坛发表演讲，呼吁保护生物多样性

 

2020年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让人们对野生动物产生了较为复杂的情绪。在一些主要城市还出现了对蝙蝠的恐慌，甚至在疫情最严重的日子里，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人员不得不频繁出动，全副武装地穿着防护服上门安抚居民，驱逐蝙蝠。

人们对于城市中出现蝙蝠感到吃惊和不解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于城市生态系统的误解——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城市不仅不是生物多样性的荒漠，还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回溯大部分城市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山水对人和野生动物的共同吸引。以上海市为例，由于地处陆地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与海洋生态系统的交错地带，上海的生境类型复杂多样，既有湿地、灌丛，也有林地和草地。根据2013年公布的《上海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年）》，上海全市共有陆生脊椎动物530多种，其中包括两栖动物14种、爬行动物36种、鸟类445种、哺乳动物42种。即使在最热闹的上海市区，蝙蝠、刺猬、貉和黄鼬都有能力找到和人类互不干扰的生态位，安全地生存下去。

因此，城市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空间，也完全有机会成为生物多样性的热土。但是这个过程如何实现呢？我们认为这四件事情至关重要：

一、认识野生动物在城市中的变化

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事实是，进入城市的野生动物也会经历自己的城市化进程，会变成一种让传统的动物学家既熟悉又陌生的物种。

比如美洲的浣熊——城市生活让浣熊的个体变大了，也减少了它们之间的争斗，让它们可以更温和地聚成大群，产生了大量在荒野之中并不存在的行为。例如城市化改变了浣熊的大脑，使城市浣熊在智力上有了显著提升。加拿大多伦多的研究人员曾给城市浣熊戴上GPS追踪颈圈，发现城市浣熊的脑子里藏着一套实时导航系统，可以主动避开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选择更加安全的移动路线。美国的研究团队则发现城市浣熊具备了3D导航能力，能够同时记忆地面路线和地下的下水管道线路。城市浣熊还可以操作简单的人类器械，比如打开门把手和咬坏垃圾桶锁扣。这些改变显示，城市浣熊无时无刻不在为了生存而汲取新的信息，探索不同的生存方式。

在中国，我们的研究团队也一直和市林业局合作，记录着类似这样的野生动物适应性变化。比如传说中“一丘之貉”的“貉”。尽管荒野中貉的野生种群数量很可能在急剧下降，不过对城市的高度适应反而给了它们一个短暂喘息的机会。在上海，貉寻找到了简便易得的食物来源——取食人类丢弃的生活垃圾。它们的藏身环境也从洞穴和树根，变成了别墅阳台下的裂缝、墙体的空隙、储藏室、桥墩的裂缝、煤气管道、废弃的下水道等等。青浦的小区旁边有河，貉会钻到水里变成游泳高手，在夏天的夜晚捞鱼摸虾；金山区的貉栖息地旁有不少丘陵灌丛，貉们展示出掘土、跳跃和捕猎青蛙的惊人技巧；而进入浦东之后，它们会迅速习惯小区和公路的设计；在奉贤，一家貉甚至学会了估算烧烤摊下班的时间，每天能在烧烤摊收摊后第一时间去捡地上还冒着香气的烤鸡骨头……

这样的“变身”能力背后，显示着野生动物在栖息地选择、捕食行为、消化能力等各个方面对城市的适应性。无论是貉，还是东北刺猬、黄鼬、狗獾都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产生适应性的迅速改变。因此，对待城市野生动物时我们不能够采取以往的习惯，静止地判断野生动物的分布和习性，而应该充分收集它们的适应性变化数据，预测它们在未来五年、十年尺度上的行为变化，提早制定保护和管理方案。这是对于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巨大挑战。

 

平缓宁静的小水塘，是城市动物获取水源的重要地点

 

出现在上海市区的野生貉

 

上海金腰燕衔泥做窝，是城市中人们最为熟悉的老朋友

 

二、重视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

城市野生动物，或城市生物多样性，有什么“用处”或者“价值”呢？

中国开始开展系统的野生动物保护和研究工作，大概可以追溯到50年前。那时人们只关注大熊猫、金丝猴、白鳍豚等几个明星物种，觉得成功保护濒危动物是关系到国家形象的重要工程。而更多看起来没那么重要，也没那么濒危的野生动物，则可以被当作资源。后来，人们认识到不是所有动物都是资源，有一些野生动物具有“科研、社会和经济价值”，也需要被保护起来。但无论是“濒危”还是“有价值”，背后的核心都是：它们“有用”。

从2003年“非典”至今的近20年时间里，我们对国土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被规划在保护红线内，我们开始从法律层面整体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把目光从一个个“有用”的物种转向了更“有用”的生态系统，尝试留存生态系统对野生动物、水资源、农业生产等各种自然和社会过程的作用。简单来说，野生动物的“用处”好像被放大了，被提升到维系社会安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层面上。

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野生动物确实显得更“有用”了。比如横跨千里的大熊猫保护工作，实际上留存下了中国最为重要的水土涵养区域。一方面，在保护大熊猫的同时也保护了这片区域的森林和水土；另一方面，大面积的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小区域森林的重点恢复，可以使从成都到乐山的江河下游的百万居民免受洪水和泥石流之苦，拥有洁净的水源。

在城市中发生的故事，其实和荒野里类似。比如在疫情中让人恐慌的蝙蝠，实际上是城市生态系统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大部分蝙蝠是夜行性昆虫的主要捕食者，部分种类还是植物授粉者和种子传播者。同时，蝙蝠是生态系统食物网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失去蝙蝠，我们几乎无可避免地要面对更多蚊虫传播的疫病、减产的农田和消失的动植物，而城市生态系统也将遭受十倍百倍的损失。这也是为什么当人们在疫情中出于恐慌开始考虑清除城市蝙蝠的时候，一批生态学家站出来告诉公众：蝙蝠是“有用的”。

因此，疫情防控期间人们对于野生动物的恐惧，其实很大程度上显示我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野生动物对于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意识到完整的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生态安全的帮助。全面评估城市鸟类、昆虫、两栖爬行动物等各种野生动物类群的生态价值，制定更规范更合理的保护和管理方案，全社会都参与到野生动物的保护过程中，这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上海野生动物保护未来。

三、通过生态规划，留存野生动物栖息地

大量城市野生动物都有让人惊叹的适应性，因此在建设一个人类和生物多样性共存的城市时，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城市规划建设思路的改变。

我们不妨以刺猬为例，讲讲这个过程。以刺猬为代表的城市动物需要略显杂乱的“荒地”，而非整齐划一的草坪。比如刺猬会利用冬眠来度过漫长的严寒季节。在每年11月到次年3月的冬眠期间，它们会找到一个安全的角落——比如几根倒木下面、一堆落叶中间或几块岩石的缝隙中——然后陷入深昏迷状态。这个过程中，它们的体温会从35℃降到10℃以下，心跳从每分钟高速波动的190下降低到20下，而一旦受到打扰它们就会面临生命危险。如果城市中到处都是整齐划一的柏油地和人工草坪，找不到土堆、荒草和倒木，刺猬去哪里寻找不被打扰的越冬地点呢？同样重要的是清洁并且易于接近的水源。每年惊蛰，从冬眠中醒来的时候是城市刺猬最脆弱的时候。刺猬体内脂肪已经消耗殆尽，体重降低了1/3，因禁食而积累的肝脏毒素让它们走起路来像喝醉了一样摇晃无力。这个时候，刺猬需要迅速找到清洁的水源，大量饮水排毒。如果没有水，或者眼看着城市河流被水泥的堤岸彻底固化而无法靠近，刺猬将无法从冬眠的虚弱状态中复苏。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论自然演化多么伟大，仍需要一些城市规划作为基础。例如毒鼠药、杀虫剂等毒剂的使用可能会明显影响昆虫和鸟类的生存，至少应该选择城市野生动物难以获取的毒饵投放方式，以及采取对于野生动物相对安全的毒剂（例如针对无脊椎动物的杀虫剂，可以显著减轻对于刺猬等哺乳动物的威胁）。再比如在一些城市绿地，如果可以适当点缀以倒木或者石块，既丰富了城市自然景观，又同时可以给小型城市野生哺乳动物（如黄鼬、华南兔）提供适宜的微生境。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解读为什么我们在城市之中需要生物多样性——一个城市如果在发展过程中还能使刺猬、黄鼬和黑斑蛙与人类共存，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城市中留下了自由流淌的河流、旺盛生长的野地灌丛，以及不被杀虫剂和污染物毒害的土壤。这样的城市之中，人们的生活也会更加惬意、幸福。

四、制定完整的城市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方案

随着上海的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可能有一天赤腹松鼠、貉、狗獾、东北刺猬都有可能更多地生活在城市和郊区，因此需要了解这些物种的分布和数量、监测它们的种群增减和适应性变化，并且更好地规范人类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这一过程中，完整的城市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方案是至关重要的。

例如，伴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恢复，貉在上海的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都出现了显著的增加。这些过程中，一部分市民会不适应有貉生活的社区，投诉貉破坏了小区绿地，以及追赶小鸟和流浪猫，甚至感觉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威胁；另一部分居民有可能会对于貉的出现过分热情，甚至进行主动投喂和招引。这样的案例说明了城市化过程中，人类活动和野生动物生存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一方面，历史上野生貉的种群衰退，说明在城市建设中不可避免影响到原有生态空间中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人类活动范围对野生动物的生存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今天城市貉数量缓慢回升过程中的“人貉冲突”，也说明伴随着城市未来的生态恢复，野生动物有机会重新回到城市中，更需要我们寻找到和它们共存的办法。

所以对待城市野生貉的保护和管理方案中，我们需要对于很多细节进行完整的考量，例如我们至少需要：继续在城市中进行生态恢复，满足市民和生物多样性对于优美城市环境的需求；规范人类活动，通过禁止投喂、规范垃圾处理方式等方法，防止貉获取人类垃圾和宠物食品，规范貉行为；改进社区的地下室、花园等貉潜在生存空间的建设思路，既提供野生动物生存空间，又拉大野生动物和人类日常活动的距离；对于貉的种群增减、行为模式、疫源疫病进行长期监测，及时获取数据，支持可持续管理；设定保护管理的参考阈值，在貉密度低于某个特定值时开展保护工作，在貉密度高于某一预警值时启动种群控制方案；建立社区共管机制，社区居民能够参与到社区生态的监测和管理过程中；识别关键保护管理小区；建立生态廊道……

有关于貉的保护和管理方案不仅于此，还需要大量具体的数字、阈值和具体的操作方法作为支撑。而除了貉，我们的城市之中还有白鹭、普通翠鸟、黑斑蛙、赤练蛇、獐、狗獾等五百多种野生动物。为各个代表性动物类群制定完整的保护和管理方案，将是一个艰难工作。而一旦这样的工作可以开始，将会在中国的城市生态管理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野生动物为城市生态系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保护野生动物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安全的必然要求。如果可以把握人类自身活动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合理边界，我们相信未来的上海将有机会实现人和野生动物的和谐共生。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上海市自然保护地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野生动物的种群分布、动态、对人类活动的响应以及濒危物种保护管理、城市中的野生动物管理等）

（本文由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