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 放
■由复旦大学、民间组织猫盟和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个机构共同组成的调查队在调查野生华北豹生存状况
近年来，“生物多样性”逐渐从藏在学术圈中的专有名词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概念。人们欣赏着自然历史纪录片所描述的动物星球，满怀热情地渴望荒野，也赞美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
一座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在遥远的荒野中被建立起来，成为成功留存下大熊猫、长臂猿这些濒危物种的庇护所。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事有时候会被忽视：生物多样性并不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生物多样性是从生命在地球诞生的第一天就自然存在的。简单地说，生物多样性就是我们这颗蓝色星球的本质，而当今处于快速变化之中的生物多样性，也给我们带来了复杂的挑战。
一、生物多样性在哪里？从城市到荒野，无处不在
当想到生物多样性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想到可可西里广袤的草地生态系统以及藏羚羊，想到秦岭和岷山的针阔混交林以及大熊猫，或者想到南沙群岛大海和礁石周边的鲸豚。但实际上，生物多样性是无处不在的，甚至就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周边，都藏着惊人的生物多样性故事。
回溯大部分城市的形成过程，我们都可以看到城市自然资源对人和野生动物的共同吸引，而这样的吸引，就是生物多样性天然的基础。以北京为例，横亘在城市西北部的燕山和太行山挡住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黄土高原的风沙，并在气候急剧变化的冰期和间冰期之间为生命提供避难所；永定河裹挟着黄土高原带来的肥沃泥土，和潮白河、温榆河、大石河一起，冲击形成了肥沃、广阔的平原湿地。这样充满生命力的山水-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使得30年前还有华北豹和黑熊在市区周边徘徊，直到今天还吸引着斑羚、猪獾和貉在郊区自由栖息。这个生态系统也在近200万年的时间里吸引了古人类在超过40个地点定居（从早期的直立人到晚期的智人），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超级城市。简单地说，北京的生物多样性有着漫长的历史，人类和野生动物一起来到这里，又在这个被太行山和燕山围起来的城市之中共存。
在维持生物多样性这件事上，上海、深圳、成都、西安……一大批城市都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比如在上海，崇明东滩作为中国规模最大、最为典型的河口型潮汐滩涂湿地之一，在东北亚鹤类迁徙网络、东亚雁鸭类迁徙网络和东亚-澳大利西亚涉禽迁徙网络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每年在上海过路和停留的鸟类数量超过百万只，是中国乃至世界水鸟的重要中途停歇地和越冬地。来看看成都，这座沉浸在火锅香气之中的城市被岷山、邛崃山和贡嘎雪山环绕，江水从山脉之中汇入平原，科研人员在距离成都二环直线距离仅77公里的鞍子河山梁发现了野生雪豹，在距离成都110公里的地方就有大熊猫栖息。再比如新兴城市深圳，野生豹猫出现在闹市的华侨城湿地、水獭在夜晚的城市河道觅食、野猪干脆跑到了大街上。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大尺度的时空格局上，似乎不难发现：生物多样性简直无处不在，几乎每座城市的形成过程，都伴随着动物和人的共同选择。
■王放镜头下的大熊猫
■王放镜头下的华北豹
二、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快速变化世界的缩影
在荒野之中，当我们建设起自然保护区并将雪豹、大熊猫、川金丝猴这些动物保护起来的时候，好像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美好又需要呵护的目标。遥望雪山和森林，往往给人以岁月静好的感觉。但这样的岁月静好其实是假象——无论是在荒野还是城市，今天的生物多样性都往往处于快速变化之中，野生动物身上反映出的是整个世界面临的改变。
以大熊猫为例，我们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野生大熊猫都有67个保护区了，科学家还说野生大熊猫有自己生存的能力，为什么还会受到威胁？为什么还需要保护呢？很遗憾，在今天一个物种的生存现状，往往和它们的生存能力有多么强大并无关系。在短短几十年间，华南虎作为中国陆地上最伟大的猎食者之一，已经接近于宣布灭绝的边缘；丛林之中云豹和云猫难寻踪影、江河沿岸水獭情况不明；连曾经遍布大江南北的豺，都只有零星的目击记录。除了野猪这样生态位极度宽泛的物种外，绝大部分物种都在人类席卷一切的开发和建设面前面临着绝灭的风险。而大熊猫，只是一个受人关注的代表而已。
根据最新的全国熊猫调查估测，野外大熊猫的数量是1864只，种群数量稍有上升，濒危级别也从“濒危”下降为“易危”。然而尽管数量有所增加，大熊猫的分布却被公路、铁路、居民点、村庄分割成了三十多个局域种群，其中有十多个小种群，个体数量连10只都不到。尽管大熊猫和同域分布的其他野生动物在演化过程之中形成了强大的生存能力，可是一旦栖息地被破碎阻隔，年轻的母熊猫就会难以迁入迁出，被困的个体将开始被迫近亲繁殖。与此同时，一旦被困在孤岛上面，那么一次竹子开花、一次野生动物的疫病暴发，都可以让局域种群全军覆灭。大熊猫面临的困难，实在是千千万万野生动物所共同面临的局面。所以在大熊猫的保护工作过程中，决策者关注的如果是发展周边社区经济、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清洁的替代能源等人类因素，往往会取得让人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因此，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背后，是这个世界的变化——只有平衡了发展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才能更安全地持续存在。
城市周边的故事更进一步说明，了解生物多样性快速的变化，掌握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驱动力，是一件多么急迫的事情。
我们在上海的研究对象貉，就是一个典型的处于剧烈变化之中的城市野生动物。历史上貉的分布曾经非常广泛，在中国分布的3个亚种之中，西南亚种分布于云南，东北亚种分布于中国东北、俄罗斯和朝鲜半岛，而指名亚种分布于中国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的大部分地区。虽然分布区域如此广阔，但是大部分区域的貉都经历了急剧的分布退缩和种群下降。这样的种群变化可能是城市化过程中食肉兽必然要经历的，除了貉，豹猫、赤狐、水獭……很多同病相怜的动物都在曾经的分布区消失了。
但是上海的貉经历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反弹。在2000年前后，甚至一些野生动物从业者都不能够马上认出貉的面貌。直到2010年，社区之中偶然发现的貉都可以像猎奇事件一样登上新闻。但是就在过去的10年间，这个物种在上海卷土重来。它们好像获得了某种奇特的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从上海西南部一个很小的区域，逐渐又出现在了松江、闵行、浦东、杨浦、青浦、奉贤等各个区域。实际上这样的变化还在迅速发生过程中，从上海扩散到临近的苏州、无锡、南京等长三角区域。
这样的城市动物急剧变化，其实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在德国柏林，城市里的河湖和绿地吸引了3000多只野猪到市区中安家。这些野猪给城市增加了有趣的景观，但是也翻乱了垃圾桶、破坏了城市植被。在英国伦敦和布里斯托的一些城区，每平方公里能找到超过20只赤狐，这些随处可见的犬科食肉兽杀灭了珍稀的地栖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还改变了土壤组成和水源质量，甚至让农业和畜牧业减产。在美国，几乎每个独门独户的市民家庭都遭遇过浣熊的骚扰，每年因浣熊引起的房屋损坏、火灾和疾病，会带来百万美元的财产损失。毫无疑问，我们的土地上也有像柏林野猪、伦敦赤狐、美洲浣熊一样能够适应城市生存的野生动物。随着中国城市环境的不断改善，必然有一天会面临赤腹松鼠、金花鼠、貉、狗獾、刺猬和野猪带来的复杂的城市管理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生物多样性的组成和变化，需要建立起长期监测网络去摸清楚生物多样性增减的内在驱动机制，进而对于生物多样性未来的改变进行预测。否则等到真正出现问题的那一天，只靠拍脑袋是难以保护和管理如此复杂的生物多样性的。
■王放在浦东组织市民志愿者调查獐、华南兔和貉
■王放在云南大理的苍山调查气候变化对于竹林生长的影响
■王放在云南的高黎贡山观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天行长臂猿
三、与生物多样性共存：既是惊喜、也是挑战
不妨以城市动物为例，说说生物多样性快速变化背后的机制吧。除了食物、水源和隐蔽，还有两个关键能力决定着城市动物的命运——迁移扩散能力、以及产生适应性变化能力。在第一个能力的驱动下，野生动物可以在栖息地高度破碎化的城区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从而频繁闯入被我们认为是“属于人”的城市建成区域，带来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快速改变。而第二个能力的获得，意味着野生动物在体型、行为、智力等各种层面发生迅速变化，因此它们会为了新的食物探索垃圾桶、破坏社区植被，也会利用阁楼、地下室等城市空间，甚至在城市之中维持领地、惊吓市民、驱赶其他动物。在第二个能力的驱动下，人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除了带给人美好和惊喜，也会带来困扰。这样的美好和冲突，会永远共存。
恐怕没有任何方案能够一劳永逸地缓解冲突，让野生动物和人在城市之中永远和谐共存。在美国威斯康星，人们把城市之中数量过大、不断引起交通事故的白尾鹿转移到十余公里外的森林中，希望它们回归安稳的乡村生活。但一年之后被转移的白尾鹿存活率只有10%，它们移动了超过城市同类十倍的距离，就是为了回到曾经的城区中。在英国，城市赤狐种群在20年中从3万只增长到15万只，政府探索过进行捕杀，但发现狐狸的种群数量由自然资源决定，无法通过狩猎完成人为种群调控。在奈良，漫山遍野的“治愈系”小鹿也会创造咬伤和冲撞游客事件的历史新高，并且因为过度繁殖和负面影响农业，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捕捉。
因此，人如何与城市生物多样性共存，这既充满了复杂性，却又无可回避。一方面我们需要解决从“表型可塑性”到“遗传适应”等一批生物学问题，从机制上掌握野生动物的生存规律，去预测未来的城市变化，未雨绸缪地提出解决方案。
上海的故事也是同样的。开展生物学研究之外，城市生物多样性和城市居民共存的未来，取决于社区居民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我们曾访问过一个阿婆问她为什么反感貉，阿婆的答案简单又有说服力：她喜欢猫，但是她发现貉会捕食刚出生的小猫。我们在调查城市野生貉的时候，有的居民觉得我们的发现很好玩，也有居民凑过来问能不能赶走它们。还有居民问我们貉会不会传播狂犬病，其实不仅是貉，而且猫、狗理论上都有可能携带狂犬病、疥螨、犬瘟热、细小病毒……
这些例子说明在城市中进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管理，与在荒野中完成同样工作的根本区别。在荒野之中我们可以建起一个又一个保护区，把农耕、放牧、旅游和开发都尽可能挡在保护区边界外面，从而给野生动物留出来一片不被打扰的空间。但是城市的存在，首先要为每一位市民服务。也正因如此，在城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过程中，无论是自然的爱好者、还是提到动物就担心的人，每个人的意见都重要。
也许我们应该笃信这样一个理念：从长远来看，只有一个每个人都可以为管理城市提供意见的世界，会更有机会实现人和野生动物的真正共存。人和貉的冲突与共存，以及未来松鼠、野猪、刺猬可能引起的管理挑战，也许将会是长三角城市管理永远的课题。因此我们也试着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叫做“公民科学家”的松散团队，邀请市民和我们一起观察动物、收集信息，并且参与和主管部门的讨论。目前已有超过200名市民参与到了城市貉和其他野生动物的调查和话题讨论中。在我们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如果可以把持续的城市动物调查工作和各行各业的公众意见整合起来，让科研单位、政府管理部门和市民志愿者变成一个团队，那么也许人与野生动物在城市之中的共存，会更少阻碍，更多光明。
（作者：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上海市自然保护地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野生动物的种群分布、动态、对人类活动的响应以及濒危物种保护管理、城市中的野生动物管理等）
(本文由作者供图)